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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设想,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由于对“老右”判定标准不同,冤假错案也层出不穷。等上面发现这个问题时,要求地方上立即进行甄别,防止多划,防止扩大化。可下面却未贯彻执行。因为很多地方,该划的已经划过了,想再纠正过来怕是很难。况且，到了区县一级，个别心术不正的人员,出于打击报复的心理,把那些提过反对意见的同志，也不分青红皂白地划成了“老右”,进行批判。这也是“反右”扩大化的原因之一。徐甜甜所在的食品厂还好,都是工人阶级,也没啥“老右”可划。可像报馆、大学等文化单位就不同了。这边知识分子多,小资产阶级意识严重，思想也较为复杂。尤其是报馆,一下子就划出了七八个。还有大学里,个别教授也戴上了“老右”的帽子。像那个林教授，一向滑头,也善于见风使舵。可涉及到自身利益时，也会跳出来吵吵。去年，他对学校重新划定的薪水表示不满，也公开发表过一些不当言论，说新社会不尊师重教，是一大退步等等。不想，这些话都被人记了下来。等到运动一起，就有人把他给检举了。接着，又挖出了他当年的那段黑历史。说他解放初期，带着家人准备跑到海外去投敌，因为边境上的闸口关了，才没跑成。组织上一听，这还了得？这样的人，就是右翼势力的代表。划“老右”，学校是背了指标的。像林教授这样的如果不是“老右”，那谁还是“老右”？这帽子可是妥妥的。组织上一找他谈话，他就觉得不对。赶紧让美华去找老陈说情，说无论如何得帮他一把。林美华也不愿看到父亲顶上“老右”的帽子，于是跟老陈说明了情况。陈远锋作为市委领导干部，自然晓得其中的厉害。为了自身前途考虑，他也不希望岳父大人戴上“老右”的帽子。于是，私下里找到了学校党委。林教授这才幸免于难。而他的指标，就挪到了其他人的头上。活该人家倒霉了。叶抒文听说后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当初，如果他留在报馆里，怕也有危险。还有爹，去年下半年大多称病躲在家里，即便去局里开会也很少发言，这才未留下话柄。否则，有人瞧着他不顺眼或心生嫉妒，暗里整材料也说不准。商业局可是复杂得很。“改制”之后，协会里云集了一批党外人士。一到开会，就七嘴八舌的，说啥的都有。向局里提意见，更是家常便饭。有时候，为了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，拍桌子摔板凳的都有。大家觉得这是为了商业发展，都是出于好意。可好意被人误解，也是难免的。“祸从口出，人言可畏。”徐甜甜明白，这个时代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此，唯有明哲保身方为良策。相比起来，部队上自成体系，就像一个避风港。她劝抒文在那边安心呆着，不要担心家里。说有爹娘帮衬着，啥事都没有。“抒文，咱这一辈子也不图别的，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就好……”叶抒文记着甜甜的这句话。在写报道时，也走起了中庸之道。对自己拿不准的，也不敢轻易动笔。对领导授意的，也在心里先打一遍草稿。他想，只要自己好好的，就是对甜甜最大的支持。而徐甜甜也不敢大意，在厂里也谨慎起来。反正，领导安排她干啥就干啥，从不打憋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随大流是最好的生存之道。那些冒尖的，看似荣耀无比，可一旦站错了队，跌下来时只怕是头破血流。她不想升官，也不想发财。只想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生儿育女，和抒文一起安安生生的过日子。徐永泰来省城进货时，也跟闺女提到了县里的变化。说是县中学也划了几个“老右”，现在已离开了教学第一线，做些勤杂工作。搞不好，还会被下放到乡里去。这时候，他算是明白当初闺女为啥要劝他离开学校了？那里都是知识分子，旧思想旧观念的确存在，与新时代也有些脱离。平日里聚在一起发个牢sao，说个怪话是难免的。他又是个爱热闹的，高兴起来嘴不把门。万一不小心说错了话，被人给检举了，那还了得？所以，早早离开那个是非之地，方能保住平安。像志和所在的石化公司，就很平和。因为是省里的重点企业，把生产放在了首位，受到的波及面较小。再说，志和性子像他，一向开朗。这一阵子正忙着谈对象，也没那么多精力去关注这些。而志君正赶上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了工业部直属的秘密单位。具体干啥，家人不能问。反正国家包吃包住，万事不用cao心。闺女说，这是被国家养起来了。有国家养着，他当然放心。听志君讲，隔壁那所大学就有几名学生被划了“老右”，还影响到了毕业分配。可见这乱说话，有多危险？志勇那边还好。因为粮院是一所新院校，没有旧时代的种种沉淀，受外界思潮的影响较小。再说，他所学的专业性较强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没那个精力去琢磨那些，也相对平静一些。见家人安然度过了这一关，徐甜甜总算松了口气。还有，章家那边只有启康这一个知识分子。他是个学生，才刚升到大二，整天被课业压着，也没那个闲工夫。再说，启康是个爱静的，一向不喜欢出风头，也不爱说话。有她提点着，也不容易走弯路。爹说了，启康就交给她了，让她好好给看着。她也点了头。心说，换做旁人也就罢了，可启康是她的亲弟弟，感情深着呢。这场运动之后，知识分子大多夹起了尾巴。其他人也谨慎起来。机关单位里，一些居心不良的小人，为了往上爬，特别热衷于整别人的材料。平日里，主动去找领导谈思想做汇报，把自己伪装成了积极分子，也成了安插在群众中的“耳目”，搞得单位里人人自危，不敢乱说乱动，生怕被人给检举